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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民在马路上办健身年卡 转账后业务员携款失联

原标题：马路上办健身年卡 转账后业务员携款失联

马路上办健身年卡 业务员携款失联

工商部门：健身会所投诉量呈上升趋势，使用期限和转卡纠纷成投诉热点

近日，记者从鲤城区工商局了解到，一市民在路边通过健身房业务员办理会员卡，微信转账后业务员“携款私逃”。工商部门表示，近年来，健身房相关投诉量呈上升趋势，使用期限和转卡纠纷成投诉热点。■记者 李菁 胡彦明 通讯员 杨思默 文/图

马路上推销会员卡是健身会所的常见营销手法

微信转账2680元后 健身房业务员卷款跑了

不久前，市民林女士在路边被鲤城区某健身房的业务员吴某拦住了。手持健身房宣传单的业务员热情地向她推销了健身房价值2680元的会员卡。

“我一直想到健身房锻炼，这家健身房离我家并不远，价格也比较划算，我稍微考虑了一下就办了会员卡。”林女士说，自己通过微信向吴某转账了全部金额，但是并没有意识到应该签订正规的合同，也未留下任何的收款票据。当时，吴某向林女士承诺，付款后随时都可以到健身房健身。

然而，林女士几天后来到健身房时却被禁止入内。健身房里的工作人员告诉她，系统内查询不到她的会员记录。林女士出示了转账记录，但健身房相关负责人告诉她，吴某并未将款项交到公司，也没有证据表明林女士转账的款项是用于办理会员卡的。“他们说我没有票据，也没有会员卡，得自己找业务员解决。可是，吴某人已经失踪了，我根本找不到，健身房也不愿意帮我找。”林女士与健身房相关负责人协商未果，只能拨打12315投诉。

工商执法人员了解情况后，建议林女士到派出所办案。“健身房业务员卷款逃跑的投诉，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鲤城区工商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业务员在人流量较大的地段向路人推销会员卡，是大部分健身房都会使用的营销手法，不少消费者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健身房，并且办了卡，“办卡时，一定不要轻信业务员，起码要先到健身房走走看看。”

鲤城区工商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业务员卷款逃走的情况虽然较少发生，但健身房倒闭老板失联的案例却并不少见。去年年底，位于鲤城区金龙街道的一家健身房突然倒闭，工商部门已将该公司营业执照列入异常名录，但是，老板至今失联，消费者会员卡内的钱尚无法退还。

健身会所投诉量增多

健身房投诉量大增 多为使用期限和转卡纠纷

“某知名健身房在泉州市区有多家门店，单单其中一家连锁店每年起码有二三十条投诉，大部分都是使用期限纠纷和转卡纠纷。”鲤城区工商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据12315投诉平台不完全统计，健身房的消费纠纷主要集中在“商家擅自提前开卡”和“用不完”的问题上。

去年7月，市民王先生在某健身房办理了一张期限为2年的会员卡，价值5960元。办完卡后，王先生因私人原因迟迟未到店开卡健身。这个月初，王先生到店开卡时才发现，办卡后的三个月内，健身房已经擅自为其开卡。王先生和健身房相关负责人协商未果，拨打12315投诉，在工商部门调解下，健身卡的开卡期限延迟至2019年5月1日前。

2016年，市民林女士在某健身会所办理了一张亲子游泳卡，期限为18个月。这个月，她接到了健身会所的电话，告知今年5月20日会员卡即将到期。可是，商家闭店装修了5个月，其间林女士无法用卡游泳健身。在工商部门调解下，商家扣除掉5个月的装修时间，让林女士用满18个月。

去年12月，市民黄先生在市区某健身会所办理了一张价值3280元的健身卡。办卡时，工作人员表示，若办理后想要转让卡片，只要黄先生提前一个月告知，健身房可帮忙转卡。不久后，尚未开卡的黄先生因工作调动无法到该会所健身，会所却变卦，要求扣除30%的手续费才帮忙转卡。

今年2月，市民蔡女士在市区某连锁健身房的其中一家门店办理了一张价值2880元的会员卡。当时，商家承诺会员卡可以在市区内所有连锁门店使用。但是，当蔡女士持卡到另外一家门店健身时，工作人员要求其多加1000元的费用才能享受服务。双方僵持不下，蔡女士拨打12315投诉，在工商执法人员调解下，商家同意免增费用让蔡女士在其他分店使用会员卡。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商家擅自开卡，或者‘吞’了消费者的部分使用期是最常被投诉的一个点。”鲤城区工商局相关工作人员说。

健身房称有“潜规则” 办了卡就不能退

“我刚刚办了一家健身会所的会员卡，办理前很认真地看了合同，发现没有关于退款、退卡的相关规定。”市民庄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学的是法律专业，购买会员卡前详细地了解了合同。

健身房的业务员告诉庄女士，购买了会员卡以后，是不能退款和退卡的。“他告诉我，这是行业潜规则，所有健身房都不能退。”庄女士说，业务员承诺可以转卡，如果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健身，可以享受2次停卡的机会，“就是先暂停使用，把使用期‘冻结’，等到可以健身了再重新开卡。停卡可以用于怀孕、生病等情况。”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健身房的确不会爽快地为消费者退款或者退卡。“他们会通过其他方法说服消费者不退款，比如延长会员卡使用期限，或者帮消费者转卡。但是，有些健身房转卡是要求消费者支付手续费的。”

该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泉州大部分健身房采取的是会员制收费，这是其主要收益来源，所以对消费者退卡要求几乎“没商量”。

会员续卡率不高 二手健身卡“满天飞”

“根据《健康中国”2020规划纲要》，2025年健身产业规模目标认领最高规模的前三个省分别是福建、广东和江苏。泉州的健身消费市场很大，真正热衷健身，并且保持健身习惯的人群，每年花在健身上的费用可能有上万元。”业内人士表示。

除了线下的健身房，这两年线上健身APP的视频课程也受到了部分消费者的喜爱，因为线上课程可以满足消费者随时随地的健身需求。

但是，相当一部分的市民办健身卡和购买线上课程都是“一时脑热”。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在泉州，办理一年卡的消费者占绝大部分。但是，会员的续卡比例并不算高，普通会员年卡的利用率也不高。“保守估计，利用率不会超过50%。”

“我的健身卡是在朋友圈里二手买来的，只要原价的7折。不过，买来后我也只去过两次。”市民李小姐告诉记者，微博和微信朋友圈里，隔一段时间就能看到要转手健身卡的朋友，“大部分要转卡的朋友都是因为坚持不下去，我身边最有健身毅力的朋友也不是长期坚持的，常常健身三个月，休息两个月”。

在某二手物品交易网上，记者也搜索到了不少二手健身卡。一位正要转让健身卡的网友表示，自己已经挂了两周了，还没卖出去。“现在二手健身卡是‘满天飞’，很多人卖。别人来讲价，太便宜了我又舍不得卖。其实，来问的人也不多。”他说。

健身卡消费四大陷阱 “健身安全”难保障

鲤城区工商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健身卡消费存在四大陷阱，分别是合同陷阱、转卡障碍重重、夸大宣传、健身房条件难保证。

“首先，合同陷阱。健身房会员须知，或者会员申请书里，很可能有免责条款，通过排除消费者的权利，免除经营者责任，存在合同陷阱。比如在健身房受伤，或者财物丢失，健身房不负责等。部分消费者在签订合同前，对条款并未进行详细了解。有些健身房，甚至没有和消费者签订合同，消费者手里只有收据或者会员卡。”该工作人员表示。

其次，一些健身会所在消费者想要转卡或停卡时设置了重重障碍，比如要收取手续费，拖延处理转卡事宜，设置较高的转卡、停卡违约金等。有些健身房甚至不接受消费者转卡或停卡。

“再次，是夸大宣传的陷阱。业务员在推荐你办卡时，常常承诺送课程、送礼品、打折等，可这些口头承诺常常无法兑现。”工作人员表示。

最后，不少健身房条件差，设备老旧未进行及时维护和更换，消防不过关，卫生条件堪忧，甚至没有办理营业执照，很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我们曾接到投诉，某健身房未办理营业执照，开业时间一直推迟，消费者想要退卡被拒。”工作人员表示。

“除了上述四个陷阱，消费者还可能遇到商家突然歇业，尚未消费完的款项无法退还的情况。”

工商提醒

做好规划理智办卡 一定要签正式合同

鲤城区工商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消费者办理健身卡前一定要谨慎，做好健身规划，理智办卡。

“消费者在选择健身会所时，其一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规划好自己的健身计划，选择适合自己的会员卡，不要图一时便宜，避免一次性交款投入太多，办理大额的会员卡，如三年卡、五年卡等，可先办理月卡体验，看看自己是否有决心和毅力坚持健身；其二，选择健身会所之前，最好先了解清楚健身会所的经营状况，选择有实力、有知名度的健身房，仔细验证健身房的诚信、管理能力和专业水平，以免出现商家突然歇业的情况；其三，承诺一定要白纸黑字落实到协议中，办卡时要索要相应发票、信誉卡、服务卡等，一旦发生纠纷，可凭证据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签订协议前，一定要仔细查看退卡、转卡事宜。如果健身房突然大幅度降价，或者推出使用年份很长的产品，消费者一定要留个心眼，以免遇到经营者最后“赚一笔”跑路的消费陷阱。

另外，鲤城区工商局提醒消费者，不要直接将钱款转入业务员个人账号，一定要先签订正规合同，以免出现营销人员携款潜逃，消费者既花了钱又不能去健身运动的尴尬局面。

流行音乐版权保护如何破局

　　一首传唱十余年的《李白》，在一场商业演唱会的舞台上意外成为检视华语流行音乐版权生态的“显微镜”。今年3月，歌手李荣浩直指新生代歌手单依纯在个人巡演中，未经授权且在明确被拒后仍演唱其代表作《李白》。李荣浩一方坚持维权守护原创底线，单依纯一方则迅速致歉承担责任。看似快速平息的个案，却精准戳中了行业长期存在的授权混乱、责任模糊、侵权侥幸心理盛行等痛点。北京青年报记者通过采访业内人士、法律专家，结合近年多起典型司法案例，探寻流行音乐版权保护的破局之路。

　　引爆热点

　　李荣浩作品《李白》

　　拒授权后被强行商用

　　从商演舞台到网络直播，从综艺翻唱到短视频配乐，流行音乐版权侵权已成为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近年多起公开事件与司法判例，展示了当前版权乱象的多重面貌。

　　以近日歌手李荣浩和单依纯因歌曲《李白》引发的版权纠纷为例，单依纯团队为巡演申请《李白》授权，李荣浩方明确拒绝，但单依纯仍在2026年3月28日的深圳演唱会上，登台演唱改编版。李荣浩于次日通过微博公开维权，附邮件与音著协证明，控诉单依纯故意侵权。单依纯随后致歉，承认审核疏漏，删除本次演出官方宣传中涉及《李白》的相关内容，停止《李白》在后续所有演出中的演唱，并承担全额版权使用费及相应赔偿。

　　业内人士直指此案属典型“授权被拒、强行商用”，主办方主观过错明确，单依纯作为表演者未尽到审核授权文件的义务，也存在过失。李荣浩对此的回应是不需要赔偿：“我要是想要钱，从一开始就会授权给你，那不是更加名正言顺，何必如此大费周章。”

　　在流行音乐领域，类似的侵权事件并不在少数。如女歌手降央卓玛在多场商演中，未经授权演唱刀郎作品《西海情歌》，权利人告知后仍未停止。法院认定侵权成立，判决其与主办方连带赔偿7.5万元，并判令立即停止商业演唱该作品。

　　综艺与网络平台，同样是版权侵权的高发地带。比如李志诉《明日之子》侵权案，选手未经授权翻唱改编《天空之城》，用于录制、播出与网络传播。李志公开维权索赔300万元，打破“综艺翻唱免费宣传”误区。法院最终判赔20万元。

　　事件发酵

　　音乐创作者

　　从“维权”到“被维权”

　　版权纠纷不止于舞台演唱，词曲权属侵占、版税拖欠等问题，更让不少原创音乐人陷入维权困境。音乐人吴向飞诉环球音乐案也一度备受瞩目。吴向飞创作的《路一直都在》等11首作品，被环球音乐擅自登记并长期收取版税，而创作者却分文未得。

　　在李荣浩公开控诉单依纯侵权的同时，吴向飞也喊话李荣浩：“最近我发现@李荣浩曾公开演唱我写的《路一直都在》，没有向我取得授权，也没有向我支付任何使用费。李荣浩是不是也应该向我道个歉？”李荣浩后续回应称，该次演唱是十年前的公益慈善演出，未收取任何报酬，符合著作权法合理使用范畴。

　　吴向飞近日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跟李荣浩并无私交，当时看到李荣浩的微博，第一反应是对方维权的行为是正确的，李荣浩与单依纯版权争议的核心矛盾在于歌手对版权使用的漠视与认知偏差。

　　连带发现自己作品曾被李荣浩未经授权公开演唱，吴向飞说：“作为创作者同时也是歌手，在演唱别人的歌时，是否绷紧了版权这根弦。李荣浩从作者的角度去维权，非常正确，同时从歌手的角度来看，是否也很严谨地在唱别人的歌。我认为这是两件事情。”吴向飞说。

　　李荣浩对此的回应是，要求吴向飞拿出证据：“我若有错，我绝对不含糊与您道歉，赔偿认罪伏法。您若有错，我也会公布审判结果，请万千网友督促我，务必第一时间公布，不要让任何一个坏人尝到甜头。”

　　吴向飞于4月15日通过微博发表关于李荣浩公开表演《路一直都在》情况说明，表示法律明确了无须作者授权的前提，必须满足“不以营利为目的”，但法律实践中：公益活动不等于没有营利。所谓公益活动可以未经许可表演他人已发表作品，不具有法律依据。不卖票也不等于可以未经许可使用他人音乐作品。“从已掌握的多份证据看，2013年《行走的力量》音乐分享会属于商业活动，不符合‘未经许可就能使用他人音乐作品’的法律规定。”

　　韬安律所高成律师就此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九项规定，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且不以营利为目的，属于合理使用，无需取得著作权人许可，也无需支付报酬。该条款的立法本意在于鼓励非营利性的现场公益文化活动。

　　如果李荣浩当年公开演出该歌曲确有其事，且符合公益演出免责的三个条件，则构成著作权法下的合理使用，无需取得词曲权利人授权；若不满足，则可能构成侵权。高律师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不仅在于保护专有权利，还包括鼓励作品的传播等。在合理使用情形下，行为人依法应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问题核心

　　抱有侥幸心理

　　“先使用、后补手续”

　　从李荣浩维权到“被维权”的争议，恰恰暴露了流行音乐领域对版权规则认知的不统一，这背后是整个行业长期以来对版权合规的漠视。

　　在业内人士看来，问题的核心并非“无法可依”，而是“有规难行”。音著协等集体管理组织的存在，本意是降低授权成本、提升使用效率。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从业者将其理解为“全权授权方”，忽视了词曲作者仍拥有关键决策权。尤其在商业演出、改编使用等场景中，是否需要取得原作者单独许可，往往成为争议焦点。《李白》事件中，单依纯此前曾在音综中演唱《李白》并获得过综艺使用授权，但“节目可用”并不意味着“巡演可用”。

　　从事演出企划工作的王岳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流行音乐领域，“翻唱”较为普遍。一些从业者以“轻度改编”为由规避授权，或抱有“先使用、后补手续”的侥幸心理，这就使得侵权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被“常态化”。部分演出市场更注重现场效果与流量转化，对版权合规投入不足，在这一背景下，版权往往被视为“成本项”而非“基础规则”。

　　高成律师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李白》版权纷争，折射出行业痛点，从法律视角来看，核心成因在于权利状态的碎片化与获权链路的断层，以及行业法律意识的薄弱。

　　首先是权利主体分散，音乐的著作权可以说是所有作品类型当中最复杂的。一首歌曲的权利可能由词曲作者自行持有、授权给版权代理公司、唱片公司，或交由音著协等集体管理组织管理。这种状态导致使用者在“找对人”这一步就充满障碍。其次是合规意识的薄弱与行业惯性。实践中，很多演唱会筹备周期紧，主办方往往抱着“先上车后补票”的心态，跳过了“确认权利归属——明确授权类型——签订合同支付报酬”的合规流程，轻视了未经许可进行演唱可能带来的法律责任和舆情风险。

　　高成律师认为，单依纯在致歉中提到“巡演的曲目版权审核、授权申请等工作，均由主办公司全权负责”，这个说法符合《著作权法（2020修正）》第三十八条规定。单依纯在声明中承认了“监督疏忽”，这意味着艺人未能尽到审慎核查授权文件的义务，存在一定过失，但不改变主办方承担主要侵权责任的法律定性。“当然，最终责任的实际承担主体，也需要看演唱者和主办方、承办方等组织者之间是否专门约定具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承担方式。实践中，艺人的经纪公司、工作室等，也可能同时具有主办方或承办方的角色，因此也可能承担相应责任。”

　　环境改善

　　原创者维权意识提升

　　通过公开渠道表达诉求

　　尽管问题存在，但业内普遍认为，流行音乐版权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法律体系持续完善，对侵权行为的界定更为清晰，处罚力度逐步加大；另一方面，原创音乐人维权意识明显提升，越来越多人选择通过公开渠道表达诉求，例如歌手卢庚戌曾多次公开反映，其创作的歌曲在部分商业演出及线上直播中未经授权被使用，并通过法律与公开发声方式追讨版权费用。他同时表示，将部分维权所得用于公益，以推动行业对版权问题的重视。《李白》事件中，李荣浩直接公开证据、明确表态，也被视作是一种更具公共性的权利主张行为。

　　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开始，音乐人吴向飞开始了与环球音乐的长期版权战。截至2023年10月，其提起的五起著作权侵权诉讼一审全部胜诉。

　　2024年，吴向飞起诉相关平台公司侵权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终审裁定两个平台侵权。同年，吴向飞诉环球音乐公司、网易云音乐等平台侵权案，法院终审裁定环球音乐公司及音乐平台侵权。环球案终审宣判后，吴向飞通过法律途径正式明确了包括《路一直都在》在内的歌词著作权，权利人是自己，并非版权公司。

　　“每一次维权案例的推进，都在为整个行业的版权规范积累经验，都在为后来的创作者铺路。只有让侵权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才能形成有效威慑，让更多人重视版权、敬畏规则。”吴向飞也说，近些年版权保护环境在逐年改善，“音乐使用者的付费意识不断提高，音乐平台也通过诉讼了解到版权公司存在的问题，清楚了音乐平台需要承担的责任。从这一点来说，诉讼有它积极的一面。但在合法使用音乐作品的过程中，当下非常需要监管部门介入。”

　　吴向飞认为目前演出审批与版权监管尚未形成有效联动，对于有过侵权记录的演出承办方，缺乏相应的惩戒机制。他建议文化演出审批部门应建立“侵权及演出申报”联动机制。

　　高成律师针对商业演出主办方在策划演出、邀请艺人演唱他人作品时，应如何避免侵权也给出了建议：提高版权合规的法律意识，将版权获权作为演出筹备的核心环节。首先准确定位权利人，可联系作者、版权代理公司或音著协，核实权利链条和可授权范围；其次根据使用场景（线下、线上、是否改编等）精确获取对应权利（表演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改编权等），并完成合同签署与付费。

　　对于艺人而言，在参与商业性演出前，应要求主办方出示并严格审核表演歌曲的授权文件，在未获得授权或授权不清晰的情况下，谨慎演唱相关歌曲，避免因主办方的疏忽导致自身声誉受损。

　　文/记者 寿鹏寰

　　统筹/满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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